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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多省公布去年常住人口数据，这些地区为何增长？****** 中新网北京2月4日电(韦香惠)继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全国人口数据之后，近日多个省份陆续公布了当地2022年常住人口数据。其中，在我国人口总量2022年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据不完全统计，有六个省份的人口总量实现了增长。 这些省级行政区人口总量实现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地方层面，各省份人口变动情况不一，其中已有6个省级行政区宣布实现人口正增长，分别是贵州，青海、江西、甘肃、重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根据贵州省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贵州省2022年经济运行情况》，2022年贵州人口总量有所增加，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高。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385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114万人，占年末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4.81%，比上年末提高0.48个百分点。  图为航拍青海省西宁市一隅。(资料图) 马铭言 摄此前，江西、甘肃、广西、重庆、青海等省份也已公布了2022年常住人口数据。 其中，2022年末江西全省常住人口4527.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58万人；2022年末甘肃全省常住人口24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万人；2022年末广西常住人口50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万人；2022年末重庆常住人口321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9万人；2022年末青海省常住人口59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万人。 省际间的人口流入对增长起重要拉动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口学系主任杨凡向中新网介绍，在人口学概念中，引起人口总量变动有三个因素，出生、死亡和迁移。其中，自然增长就是指由出生超过死亡而造成的，机械增长是指由于迁移造成的增长。 从这几个实现人口总量增长的省份来看，贵州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71‰，青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7‰ ，江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仅为0.25‰，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自然增长率1.43‰。而甘肃、重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04‰和-2.11‰，均为负数。 “这些省份有的自然增长率非常低，有的自然增长率是负的，也就是人口净流入(外来人口流入减去流出的人口)是正的，从而使这个地区的人口总量呈现出一个正增长趋势。”杨凡表示，这意味着是省际间的人口流入对当地常住人口增长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 她表示，总体来看，全国仍处于负增长状态，而这些地区也几乎是在零增长的区间。因此，她认为，“这些地方的正增长暂时谈不上逆势”。  图为旅客在九江站有序上车。 高晋 摄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的人口增长有待观察 从地区分布来看，这些实现人口增长的省份均位于中西部地区。对此，广东省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称，一方面，去年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受疫情影响，有部分人返回老家。此外，随着中西部中心城市崛起，也有一部分人在沿海闯荡积累了经验，返回老家创业。 以江西省为例，按照该地区去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5‰来计算，该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约1.13万人。这意味着，去年江西在人口机械增长方面，新增流入人口9.45万人。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麻智辉曾在接受媒体报道时分析称，近年来，江西经济增速比较快，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西加大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力度。江西这几年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较快，在GDP中的占比明显提升。同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叠加近几年疫情影响，有不少外出人口回流到家乡创业或就近务工。 杨凡也表示，人口流动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经济，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这部分人可能还会回到就业机会较多、收入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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